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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青: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一>
日期:2012-06-21 16:28:00 来源:互联网 作者: 点击:33 
 
 

  阮青教授简介:中央党校马列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几年围绕着中国现代化问题、人学问题、中国百年哲学的回顾与思考等问题进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百年学案·中国哲学卷》、《中国个性解放之路》、《价值哲学》;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等教材;参与写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论领导干部的科学思维》等30余部。先后发表论文100余篇。多次荣获中央党校和教研部优秀教学奖、科研成果优秀奖。
  
    大家好!来到忻州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地杰人灵,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抗日战争我们共产党人的主要活动地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忻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里培养出一大批非常有名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关同志请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我说我不敢给大家解读,因为我和大家一样,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决定》发表以后,我也是在刚刚开始学习。那么既然来了,我就把我学习的心得体会,跟大家作一个交流。
应该讲,这一次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是大家关注已久的,大家期盼已久的。为什么这么关注?为什么这么期盼?大家知道,去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就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了60年。30年和60年这都是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北京天安门搞了庞大的阅兵式,搞了庞大的群众游行活动。那么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同样在反思,这30年我们干得怎么样?这60年又干得怎么样?那么说“干得怎么样”,大家脑子里会出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干得不错。我们确实干得不错,大家看我们这些年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有很多问题大家觉得很头疼,在北京包括交通堵塞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交通问题,已经成了社会问题、成了政治问题,成了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可是反过头来我问大家,不要说30年前,20年前,我们怎么可以想象到我们家里有私家车,甚至不只一辆,而是两辆,我们家里有那么大的房子,银行里有那么多存款。现在看来是问题,而恰恰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那正面的成绩就更多了,我不需要多说。那么另外一句话,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前段时间咱们不说,咱们说这两天,大家把眼睛转到东北去了,人大副主任又被逮捕了,网上老百姓一片哗然。有人说这个人早该查了,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有人说中纪委你快到我们省里来吧,我们省里怎么怎么样;快到我们市里来吧,我们市里怎么怎么样;快到我们县里来吧,我们县里怎么怎么样。上海楼倒,北京楼脆,背后或多或少都能看到有关领导的影子,看到有关人员的影子。看看北京机场的老总,问题很多。那么,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怎么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怎么样找到解决这些问题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新的途径?这实际就是涉及到对改革开放30年我们所走过的历史进程进行一次反思、进行一次总结、进行一次评价。对我们党这么些年的工作进行一次反思、进行一次总结、进行一次评价。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说,就是中国下一步要举什么样的旗,要走什么样的路,要按照什么方向去前进。也就是说,下一步我们党要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应该讲这些年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大家都在思考。上层领导在思考,我们现在座的这些同志们实际上也在思考。我们茶余饭后大家在讨论什么,很多人都在讨论,大家心里都忧心忡忡。那么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应该讲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领导干部,所以,我把这几年讨论过程中,比较有影响性的负面的东西给大家作个介绍,大家可能对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对今年年初两会委员长的讲话会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那么,最早对中国改革开放从总体上作出负面评价的,是我们经济学界的有的同志。他们说什么,我们改革开放改了30年,越改越乱,问题出在哪儿,指导思想错了,我们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我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作指导——新自由主义学派,所以它把我们现在领导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领袖人物称之为“资改派”--资产阶级改革派。我们把这帮人称之为“新左派”,这些人很有市场的。前些日子,大家知道“通钢”出了问题,我前天晚上在网上看了“通钢”的事情,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活动,碰上我们中央党校一位德高望重的八十岁的老同志,见了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注意‘通钢’事件”,我说我知道了,我就用网上的官方语言说,一部分人用了工人的国企情结,挑动工人,硬把他们的老板打死了,网上就这么讲的。接着这位老同志说:“你说错了,我告诉你,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无产阶级觉悟了,无产阶级要斗争了。”然后,他就把从上到下的人全部点了一遍,认为这些人都支持了这帮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一定要革命了。可是我们大家对改革开放,每个人都有一个公正的看法。那么,外国人怎么看?今年上半年,在欧洲,以前我去过几次,但是这次去,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可以说分成两派。没有来过中国的人,包括他的领导、教授、学者、老百姓,对中国人骨子里依然透着欧洲人的傲慢。你中国人算什么呀?你看,到我们这儿来什么都抢,什么都来买,暴发户。那么,所有来过中国的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看好,对中国改革开放非常看好,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执行力非常佩服。意大利有一个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他经常来中国,他跟我说:“我知道,你们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有的问题很棘手。但是作为我来说,更愿意通过发展来暴露问题,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也决不喜欢像意大利这样,死气沉沉地不发展,现在我找到一个机会就游说我们的政府,要向中国学,我们是不是也要搞改革。”通过发展暴露问题,通过改革解决问题,他对于我们中国这两句话的概括,太准确了。所以,5月底6月初,很多欧洲人跟我说,都是些大牌的教授,他们说,把这次经济危机的复苏点寄希望于中国。可是,我们自己有些人倒觉得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山西我不知道怎么样,到北京去,现在出现了红色经典浪漫主题。进去一看,整个房子装修得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挂毛主席像,贴大字报,服务员是穿着黄军装、背着语录本、扎着皮带、戴着红袖章,拿着小红旗,唱着文化大革命的歌,做得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作,然后口口声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你如果不跟着他喊,他说你对毛主席不忠。现在居然有人写文章,说当代中国应该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到北京一个地方去讲课,讲了以后,有领导干部找我说:“阮老师,你不能这么否定文化大革命,随着历史时间的流逝,文化大革命越来越证明它是对的。”所以那天在那个餐厅里我看到那帮孩子们唱着文化大革命的歌,那样一种激情,那样一种上下呼应,我就愣着坐在那儿,就问我身边的人:“假如现在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你说能不能发动起来?”身边的人说发动不起来。但是我在那提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没有进行全景性的很好的研究。孩子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觉得不上课不上学,拿着皮鞭棍棒上大街想打谁就打谁,多痛快啊!可是,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慢慢地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民族已经把那段历史淡忘掉了。最可怕的是,假如一个民族把一段悲剧当作喜歌在唱,那么这段历史的悲剧很可能就会重演。假如再一次发动文化大革命,大家想想,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想想,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毛主席忠心,没有个人恩怨,如果再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个人私下的东西都夹杂进来,会是一种什么状态,中华民族还能安定、还能和谐、还能发展?不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我给它概括为“盛世论”。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讲,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为了粉饰盛世,纸醉金迷,歌舞升平,没有任何危机意识,没有任何危机忧患意识。好在锦涛同志非常清醒,他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讲话,包括十七大政治报告倒数第二段,包括十七届四中全会,很多东西透露出一种深深的危机意识、深深的忧患意识。等会儿在报告的讲解中我会点出来。中国人不能轻易讲盛世,中华民族不能轻易讲盛世。
那么,历史进入2007年,下半年要召开十七大,十七大实际上要完成两大历史课题。第一,高层领导班子的选举;第二,对改革开放三十年进行总结、评价,完成中国下一步旗帜、方向和道路的选择。怎么选择?为了影响十七大的选择,用我的话来讲,我们有的人把平时不敢说、不能说、不肯说、不愿意说的话,在2007年全说出来了。2007年2月,我们非常有名的刊物《炎黄春秋》发表了我上学时候人民大学校长谢涛的文章,有的同志可能看到了。共产党人在旗帜上有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老先生文章的主题叫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他说:“人家那些才是继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人家把国家搞得那么好。我们学什么?学列宁,列宁恰恰把马克思主义好的东西抛弃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糟粕继承了。我们继承阶级斗争理论,继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给我们的社会主义起了个名字叫“暴力的社会主义”。结论是什么?我们的指导思想、理论、路线完全错了,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文章发表以后,大家一片哗然。有人说,老先生的观点是对的。07年老先生84岁,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说有代沟,他发表的文章引起了20岁30岁年青人的追捧,心甘情愿当他的“粉丝”。也有人说,观点不对,但是救国救党之心令天地感动。3月份,我主持了中央党校的一个会议,我们中央党校一位老同志,07年83岁,当时我把这一段时间理论界、学术界的争论向大家作一下介绍,话没讲完,老先生拍桌子了。老先生说,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七步断魂散,共产党如果吃了这个药方,立马完蛋。斗争针锋相对。接着一个很有名的刊物发表了一个老先生的文章,主题是对党的指导思想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十六大之前。当时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当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提出。按照中国政治逻辑,十六大应该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新党章、写进宪法。怎么写?大家作了很多的猜测。十六大一开完,中央非常规范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许多人反对,为什么不用江泽民的名字命名啊?不就三句话?怎么能成一套理论体系?什么重要啊?难道比前面的毛泽东思想都重要吗?坚决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大家不谈了,新的问题提出来了。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新农村理论全提出来了。按照中国政治逻辑,十七大应该把锦涛同志的理论写进新党章、写进宪法中去。怎么写?大家担心。假如十七大开完之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每一个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都搞一个新东西出来,每一次党代会召开完后,都要写进新党章、宪法。如果二十大、三十大、四十大开完之后,我们的党章、宪法还能不能写得下?那是多么长的一大串啊!大家都在担心。所以从上到下党的指导思想到底怎样去表述,我们这位老先生的文章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什么?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适合做指导思想。讲了五大条理由,最不该的就是文章最后拿出整整一页子的篇幅,建议中央十七大不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党章,写进宪法。这个刊物是海内外发行的,文章一发表,海内外一片哗然,首先是海外的敌对势力和“6.4”出去的那一帮子民运分子。但是他们抓问题抓得非常准,我看他们的文章通栏标题就是“中共指导思想的分歧意味着中共高层的分裂”,问题抓得非常准。
    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代表大会开完,我们都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召开之前,我们用了那么长时间来整风,干什么?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毛泽东思想那去。大家看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写进我们党的文献经过了好多年。江泽民一次次地找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一直就不同意,到最后小平同志这么说:“他说我很担心,因为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我们党的分裂。”所以,指导思想一定是统一的,指导思想分歧,党可能就分裂了。我们看看世界,我们的近邻印度,印度共产党曾经做过执政党,印度是选举文化,可是年轻人今天晚上感兴趣,上网查查印度共产党,打出一个关键词来是什么?后面一定跟着括号,印度共产党员(马)。什么意思呢?印度共产党马派,只信马不信列,不信毛;印度共产党(列),列派我只信列,我不信马,不信毛;印度还有个印度共产党毛派,我只信毛,不信马,不信列。把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这个历史的进程,他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然后你信这段,他信那段,然后相互打架。这种思想的不统一,不仅仅导致了党的分裂,而且使党失去了它的力量,在印度社会几乎没有影响。意大利共产党有类似的情况,那么中国共产党怎么办?
    2007年6月25日,中央党校召开了重要会议,锦涛同志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对外叫省部级领导班子读书班,我们自己叫打招呼的会。什么叫打招呼?从十三大以来,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央都有这么一个会,把全国一百七八十号“一把手”请到中央党校,最高领导人到会,把这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向这些人做一个通报,大家进行讨论,不同的观点可以争论,最后统一思想,散会。那么,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有特点,比如说,当天晚上新闻联播第一条把锦涛同志的讲话向全党全国人民做了一个通报,这是类似会议上的第一次。后来我们把锦涛同志的讲话概括为“四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第二个,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第三,个坚定不移地科学发展;第四,个当时叫坚定不移地构建和谐社会。熟悉时下报告的同志都知道,这四句话就是第四句后来稍微做了一下调整,这就是十七大报告的主题。可是第二天我到学院那儿去,就有很多学生和我说没有什么新东西。我想了一下是没有新东西吗?不是。这“四个坚定不移”实际上是锦涛同志代表中央对这个时期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各种各样的争论做出的一个表态,对各种各样混乱的观点做出的一个回应,这就是十七大的主题。我们就是要用这四句话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来在十七大解决我们的旗帜、方向、道路的问题。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会议公布以后,又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最著名的是有一个自称为一百七十位老革命家的人给中央写信,牵头人是我们党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的正部级领导干部,我知道的副省级、副军级、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不下三十位,还有一大帮专家、教授、学者甚至院士,我们中央党校一批离退休的老同志在上面去署名。针对性是什么?两个。第一个针对锦涛同志。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之前,在十七大政治报告、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包括最近锦涛同志的讲话,讲指导思想两句话,大家注意到了吗?第一句,话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第二句,话深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老同志的新的题目叫“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副标题叫“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锦涛同志你错了,这两个东西不能做指导思想。第二个针对性就针对邓小平理论,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他们的话来说,邓小平理论有对有错,对的理论是毛泽东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点好东西也没有,是一个使中国全盘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理由是什么:第一,国企改革的失败,公有制所占比重的减少;第二,民生的艰难,老百姓没法活了;第三,领导干部队伍当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他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二十九年的路完全错了,我们要回到毛泽东带领我们走的那二十九年的老路上去。大家想一想,假如这一封信是在“6.25”会议召开之前给中央写的,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当时锦涛同志没有讲话,中央十七大主题没有确定,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可以把自己围绕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所思所得,用各种形式上报中央,帮助中央进行选择。问题现在是“6.25”会议已经开了,锦涛同志也已经讲话了,中央也表态了,还要以一种这样的形式去给中央写信,特别是后来把这封信拿到网上去了,影响非常非常的不好。
    十七大,应该讲,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会议,我们选出一届非常好的领导班子,我想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我们概括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解决了我们的旗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主义的问题。可是在十七大召开的同时,国际上一些输入性的因素对国内情况发生了影响。大家还记得吧,当时国际原油的价格轰轰烈烈上升到每桶150—160美元,国内的原油价格也开始上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国际的股市出现了拐点,中国的股市从6000点开始下滑。当时我们还面临着一个台湾大选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位副省级领导干部给两位领袖写信,提出了两大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个,解除党籍。什么叫解除党籍?共产党你不要一党执政了,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几个人组织一个党,然后咱们去注册,然后咱们去竞选,然后咱们轮流执政。第二个方案,全盘私有化,特别是土地私有化。如果土地不私有化,你没有办法解决房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物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腐败的问题。08年最时髦的东西是什么?一帮子高级教授们搞出一个08宪章。为什么叫宪章?要和美国的《独立宣言》比,要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比,这是我们中国最独特的东西。可是内容是什么?第一条,依然是解除党籍;第二条,依然是全盘私有化;第三条,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四条,中国的军队应该归国家领导,而不应该归共产党领导,诸如此类十七八条。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的斗争是非常非常尖锐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今年三月份的两会我们的委员长专门作了一个汇报,大家还有印象吧,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也正是在三月份,我们的政治局讨论决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解决党的问题。主题一确立,锦涛同志马上到会做了一个重要讲话。锦涛同志提出,这一次十七届四中全会,我们要解决六大问题。这六大问题就是报告的三、四、五、六、七、八这六大部分。主题一确立,中央马上组织相关部门,组织了十八个调研组,到各省、各部门、各行业去做调研,最后写出了二十五份调研报告。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起草文件。文件一次次起草,一次次修改,到初稿完成以后,习近平同志说了一个数字,说征求了2995个人的意见,然后又进一步征求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最后成了这样一个稿子。所以,近平同志对这个稿子是这样评价的,这是他在中央党校传达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时候讲话,他说:“这个文件主题鲜明,立意高远,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文风朴实,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和操作性强,体现了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丰富成果,反映了党的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和全党加强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共同意志,是一个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文件。”那么,整个文件八大块,第一、第二块是总论,第一块主要讲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问题;第二块总结我们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六条。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解决六大问题。我是这么概括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但是,这一次又不是笼统地讲。比如说,这次讲思想建设,思想建设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的政党。那么最主要的一条讲,学习型政党要学什么?这是这次会议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学习型政党我们到底要学什么?制度建设,这次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队伍建设,讲领导干部怎么样选拔的问题,怎么样标准来评价的问题;组织建设,这一次专门讲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问题。作风建设,也是从最基层的作风建设来讲起。那么反腐倡廉建设,这次核心在于反腐倡廉的一系列新的制度规定。所以这一次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我个人感受,从文风也好,从表达的方式也好,从结构也好,从谈问题的方式也好,从思维的角度也好,真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我今天上午想就三个意思和大家作一个交流。第一个,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建问题的战略考虑。为什么这一次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有一个党建问题,要把它作为主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取得的基本经验,这个六条我想很简单地过一下就行了。第三个问题我想是主要的,第三个问题,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文件是六大块,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来说,最主要的是第一块。
    一、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建问题的战略考虑
    重视党的建设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优秀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就提出了许许多多非常好的思想,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有一些非常好的做法。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第一次把党的建设作为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并列为三大法宝。那么,毛泽东在文章当中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还专门讲,“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那么,既然是工程,就不是一件事,既然工程,就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那么,当时我们搞党的建设,主要是革命党的建设,主要是要加强革命党的战斗力,要建设新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围绕党的建设又提出了许许多多重要思想,比如说“跳出周期率”的思想,比如说“革命以后的路程很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的观点,比如说“两个务必”的命题,比如说“进京赶考”的说法。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把它做到我的课件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跟大家分享。1949年1月12日,用当时的话讲,国民党节节败退,共军节节胜利。在这个时候,一帮美国人在研究一个话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美国人不理解,我们给了蒋介石那么多的支援,武装到了牙齿,八百万军队,怎么不到三年时间哗啦一败涂地。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他请了美国一帮子远东问题研究专家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大家看,讲得非常好。斯诺,大家都知道,当时她是《星期六邮报》的驻华记者,也是大家知道《西行漫记》的作者。她这么讲:“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将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大众某些迫切需求的纲领付诸行动。1927年,国民党赢得政权,靠的是耕者有其田和在政府里实行民主的口号。现在失败了,因为它从来没有兑现过它所作的任何承诺。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实行平均地权,并让农民在斗争中享有经济实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之间才建立起了一个政治联盟。由于有了这样的联盟,他们开展了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他们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它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并为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寻求答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支现代中国最有效的军事组织。”首先是人民的需要,然后有一个政治联盟,然后形成了一个政党,然后一个军事组织,所以打垮了蒋介石。当然我们可以讲,斯诺和共产党是友好人士,她说的话肯定向共产党。
    我们看看这个人,欧文·拉铁摩尔,蒋介石的前政治顾问,美国新闻处太平洋行动组副组长。他说什么?他说:“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胜利,部分原因是他们领导好。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高压统治。在我们国家,用马歇尔国务卿的话来说,我们总是把共产主义与穷困、饥饿、绝望、混乱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公式所描绘的一切正发生在政府管辖的地区里。所有美国记者发回来的报道,都证实政府一边的士气完全瓦解,为国民党而战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他从国民党那边来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看这个人,安娜莉·贾科贝,这个人肯定是个反共派,肯定是一个反共分子,那她当时是美国好几个报纸的驻华记者,她说什么?她说:“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让农民看到为什么而战,而蒋介石完全做不到。蒋从不与他的民众商量,只是命令他们,他们粗暴地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派的,还是共产党的。他与他的政党总是镇压农民的暴动和起义,从来不留中间地带。中国人被迫只能在不拥护他就反对他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只能选择灾难较轻的路走。”说他反共吧,他说共产党也是灾难,只是和国民党相比较,他的灾难稍微轻一些,所以说“我们能够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都不可能帮蒋介石取得胜利。”这是一个反共人物。
那么再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说的就更好了。克里斯托福·兰德,他是《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他说:“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比蒋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他们的军队和政权是在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明确思想指导下工作,更具有奉献精神和高效率。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中国国内,俄国人的物质援助,与我们对蒋介石的相比,少的可怜。如果外国列强对于中国的内战不予过问,共产党可能早就取得胜利了。”这话说得多么实在呀!这是一帮美国人,有的人干脆是反共派,说这么实在的话。
    那么,蒋介石怎么说,现在蒋介石很多日记都宣布了,蒋介石在重庆的时候看到在街上他的士兵穿得破衣烂衫,然后看到他的高级军官们在那贪污腐败,他说他自杀的心都有。他当时也想搞土地改革,但是那帮既得利益者坚决反对,贯彻不下去,所以最后只在他的老家小范围地搞了一个实验。所以到了台湾以后,他就反思我们为什么失败,他的结论是,我们此次失败,实在是自己打倒了自己。怎么打倒的?四大原因:“第一,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第二,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第四,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蒋介石就反思这四条,我想也是发自肺腑的。 
    所以到了国民党后期,国民党里如果有一个人工作非常积极,非常勤勤恳恳,非常有能力,非常有业绩,这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打进来的,是不是共产党啊?所以他要试试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怎么办?找一本《共产党宣言》或者找一本毛主席的书放到他那儿,只要他看,他肯定是共产党,他要不看,还可能有些别的想法。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总结我们共产党成功的经验,我想从反面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
    但是,很不应该的是,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过程当中,在党建的过程当中,我们走了弯路,犯了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评价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对共产党的评价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怎么解决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搞当时大标语叫“踢开党委闹革命”,不要共产党的领导,造反有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给中国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损失。所以到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中国应该往哪条路上去走?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怎么去建设?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反思这些问题。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两报一刊社论,正式推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这个东西一提出,就把当时的共产党人置于了两难的境地。什么叫两难?你怎么做都不行。你说“两个凡是”对,我们中国只能继续搞文化大革命。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老路走不通。你说“两个凡是”不对,毛主席不对,我们把他都否定掉不就行了吗?也不行。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当中,毛主席代表着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代表着社会主义,毛主席代表着共产党,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旗帜,就是我们的方向,就是我们的道路。你把这些都否定掉了,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邓小平说,资本主义邪路不能走。问题来了,文化大革命老路走不通,资本主义邪路不能走,中国必须要走一条新路。而要走新路,首先要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
    邓小平用他很高超的智慧带领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紧接着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全文转载,接着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所有大报纷纷转载。现在我们看这篇文章,理论上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对马、恩、列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论作了一个重新的阐述。它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以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的批示,不能再以我们脑子里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老百姓的实践,我们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来研究共产党怎么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紧接着,安徽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在按手印,这是按手印的原件,这是原件上的字,括号里的字是我给纠正的错别字,农民文化水平并不高。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家可能对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多了,这些东西是我很多年之前亲自去小岗村拍的。我们在宣传这个东西,历来说是个分地的契约。大家今天认真看一看,是个分地的契约吗?不是,这是一个托孤的契约。关键是我们分地了,要坐牢,要砍头,你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养大。年轻人可能搞不懂,你们分田到户用得着坐牢砍头吗?对。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当中,分田到户绝不仅仅是个经营方式问题,它涉及到我们的旗帜,涉及到我们的方向,涉及到我们的道路。我们原来总是认为,社会主义就“一大二公”,纯之又纯,你搞分田到户就是搞私有化,私有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当时我们刑法有一个最大的罪名叫“现行反革命罪”,你犯了现行反革命罪,你能不坐牢,能不砍头吗?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把地分了,第一年粮食就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而且手里还有了钱。可是他们县里一帮人非常的忐忑,他们定了“三不主义”,第一不宣传,你搞资本主义怎么敢宣传。第二不扩大,大家都跟着学,你不资本主义泛滥吗?第三不制止,你一制止农民肯定造反,社会主义就是饿肚子吗?好在万里同志当时在安徽主政,听到情况立马下去做调查研究。可是万里同志一下去,就跟当地同志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太经典了。当地人跟万里说,分田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易普遍推广。当地同志拿着脑子里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来衡量人民群众分地这样一个实践。万里同志说,分田到户是人民群众的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呢?万里同志从什么角度思考问题,从老百姓的肚子出发,从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出发,也就是说,要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就象当地的人说,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当地人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人民群众。很显然,我们那段时间走的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对立起来的。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实际上是用他们的实践,和那篇文章提出来的的是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已经提出,道路已经开拓,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上层的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我们现在知道,78年下半年有个中央重要工作会议,现在会议已经揭密,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的。多少天?36天。一个工作会议开36天,为什么?上层的斗争针锋相对,各种各样的观点斗得你死我活。到最后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为整个会议定了调子,同时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中国开放的序幕,我们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的进程相适应,我们党怎么办?80年,小平就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研究说,执政党的概念提出,小平是第一位,他在56年就提出执政党的概念。那么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马上提出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和我们的伟大事业发展相适应。他说:“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些问题必须很好地去研究,去解决。那么正是在小平同志一系列的讲话之下,改革开放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可是我们有很多党员、很多领导干部还是抱着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东西,什么派性啊,什么懒汉啊,不思进取啊,没有活力啊,照抄照搬啊。所以到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这次要整党,那么整党我们当时主要讲了这么几大问题:第一个,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第二个,整顿作风。第三个,加强纪律。当时特别讲,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态。当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纯洁组织。所以,年龄比我再稍微大一些的同志还都记得,当时有一个党员登记,当时有三种人是不允许登记的,当时很多人是被清除出党的。可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我们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当时特别是双轨制、官商勾结,党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那么,“6.4”政治风波的起源就是以反腐败为开头的。那么,“6.4”政治风波,现在我们想实质上就是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回到毛主席的老路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还是走资本主义邪路?当时相当一部分主张走资本主义邪路。你看这就是当时天安广场的一个自由女神像,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很多帐篷、很多什么都是国际上的一些敌对势力给资助的,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我们党老路不能走,邪路走不通。我们依然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新路。但是这条路走得并不是很流畅,所以到了89年8月28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那么这次主要是认真做好清查和整理工作,纯洁党的组织。这一次,大家像我这个年龄的都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党员的重新登记,所有参加“6.4”的事情你要说清楚,你要做检讨,有的人就是没有进行重新登记。那么当时在讲,认真考察领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因为当时有一些包括我们当时紫阳同志,在一些场合说一些很不应该说的话,我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在一些很关键的场合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有的人就是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跟党中央不是一条心。那么,《通知》要求要“切实搞好思想整顿,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格党的标准,确保发展党员的质量;加强党建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
    到了90年3月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为什么当时在北京那么热闹,学生到那儿一去,工人马上都起来了,弄个三轮车,甚至小商小贩,免费的给那些学生们去送馒头,去送大衣,去送被子,学生的运动引起了工人那么积极的响应,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认真反思,一方面是受少数人的挑逗。反思自己,我们也有问题。包括新疆最近出现的问题,原来我们一直就想不明白,就说三股势力在那儿怎么样。那么这一次新疆班的学员一开学讲了一些情况,包括地厅级的领导干讲了一个公务员不敬业的问题。事情早就知道了,但是没有人去挺身而出,我这句话都是直接引用的。所以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出现了问题马上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党的工作哪儿有缺陷?党群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十三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我们当时讲了这么几条,这句话当时讲得非常的好,“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这个问题提的高度非常的高。那么当时讲,“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双轨制的问题,我们后来就慢慢的解决,官商勾结的问题我们后来都在解决。那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那么后来又讲,“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那么特别强调,“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加强监督。要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所以看这一次讲的监督在那个时候全都提出来了,那么最后要求“在全党普遍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执政党执政时间长了,很容易脱离群众。可是,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际上又产生了冲突。
    91年8月23日,叶利钦发布进攻令,8月24日苏共解体,格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共多少党员?1500万党员,苏联当时2亿多人口,我们现在是13亿人口,我们多少党员?7500万人。它的党员人口的比例和中共党员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并不低,可是那个旗帜放下来,那个党的解散居然应该叫波澜不惊。所以苏共的解体意味着苏联共产党执政模式的失败,那么“6.4”的冲击加上苏共的解散,给中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怎么办?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执政?你能执政,你怎么样执政?你要是一个先进的党,怎么样才是一个先进的党?作为一个先进的党,你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你怎么样把当代中国社会最先进的、最优秀的人物统统吸收到党内里?
    当时我记得做了一个调研,到基层党组织那儿去。最极端的一个案例,一个基层党组织叫七个党员八颗牙,大家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吗?七个党员八颗牙,坚定不坚定,信念非常坚定,浴血奋战,跟着共产党打了一辈子了。可是现在让他来带领人民去致富吧,平均每个人就一颗牙,他能带着你去致富?他说,对不起,我真想带着你去致富,可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党的组织应该怎么样,这些问题全部都摆在共产党的面前,所以1992年初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到最后讲,“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等等作为政治交待。一方面苏联解体,一方面邓小平南方讲话引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新一轮的高潮。党的建设怎么样和我们的伟大事业相匹配?
    94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那么应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期间都有一次是党建问题,只有十四大和十七大是在四中全会期间召开的。所以现在有的人没有很好地去查材料,就说历次四中全会都是党建会议。不是,只有十四大的四中全会和十七大的四中全会是党建问题。但是,恰恰是这样一次四中全会讲的是党的建设的全局问题,又恰恰是十七届四中全会讲的是党建的全局问题,其他每次党建都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那次是干群问题,下面我们看作风建设问题,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都是某一方面。这些很耐人寻味的。为什么呢?面临一个很严峻的时期,我们把党建问题的会议提前召开,十四届四中全会就召开,其主要的内容是突出组织建设。第一,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第二,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数以百万计的党的基层组织。第三,必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数以万计的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那么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什么叫“新”,和改革开放新的事业相适应、相匹配,两个“新”碰到了一起。
    那么到了2001年7月1日,建党八十周年,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完整地概括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那么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前面是什么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次明确提出两大历史课题。可是不客气地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很多人不喜欢。为什么?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的时候我都说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有一些人有个致命的问题,我叫什么呢?我叫御用的传统。我们领导人一讲话,有个什么文件,一帮人上去去论证,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又一个思想方针。我们满天铺天盖地的大标语,以什么什么为指导,然后马上就搞运动、搞学习、搞活动。我们总是以为只要有一个理论就能够解决当代中国一切的问题,只要搞一个活动,就能解决大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大家看一看,学邓小平理论,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科学发展观,每一次学习完了以后中国社会还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更加复杂更加棘手的问题。我们大家看看,“三讲”完了不是有的领导干部还在犯罪吗?“保先”完了不是有的人还在犯错误吗?现在在学习科学实践发展观,不客气地讲,到下面去看看,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做法依然是不科学的。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是这样,每一次理论完了以后,大家会说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每一次学习完了之后怎么还有这么多事啊?久而久之,大家对我们的理论不信了。现在不要说老百姓对我们的理论不信了,我们现在有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对我们的理论也是将信将疑,甚至也不信了。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适用范围,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针对性,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把理论的适用范围无限扩大,以为只要有了这个理论,当代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个理论就不称其为理论了,这个理论就成为宗教了。可是恰恰中央党校的一些人跟我说,阮老师你以后别再这么说。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到下面看一看,你到寺庙去看看,我们现在有的人,包括领导干部,信理论他未必信,他信宗教,他真信。我知道我们的五台山世界有名,很多人到五台山,去那是真诚地去拜佛,真诚地去拜呀。
    所以,这一次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的理论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什么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外国的,我们要把它用中国的语言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什么叫时代化?一百多年以前的理论,我们要拿来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当代党情相结合。什么叫大众化?大众化首先是要让大众去懂、去信、去学,然后去用,这叫大众化。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宣传就模棱两可,我们就说“三个代表”,十多年了,大家是不是有个很深刻的了解,有个很深刻的把握,也未必。第一个代表,对大家,关系是最密切的。我们在实际工作,每时每刻都在用,但是第一个代表讲的到底是什么?这几年,我们宣传很简单,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所以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一发表,一帮老同志给中央写信,坚决反对,他说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我们党不就成了生产党了吗?我们党的积极性、革命性哪去了?老同志说你到台湾去看看,到美国去看看,到日本去看看,国民党、资产阶级党搞经济招比我们高多了,搞得比我们还好。我们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我们党和国民党、资产阶级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孩子们也不干了,孩子们说你们共产党就能吹牛。孩子们认真地告诉我,当今世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不是你共产党,是谁呢?美国的比尔·盖茨,你们共产党就能吹牛。有没有道理?猛地一听老同志的话有道理,孩子的话同样有道理。如果两边都有道路,那我们的理论肯定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其实我们“三个代表”的第一代表讲得非常非常完整,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生产力是一个定语,它定的是发展要求。那么问大家,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什么?我们大家从自己的工作实际出发,可以提出许许多多的要求,把这些要求上升到哲学理论的层面,就是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政权结构、价值观念、文化氛围、艺术形态等等。那么反过来问大家,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是不是生产力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束缚和障碍。所以第一句话表面上讲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际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改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定要以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依据,对所有不适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东西,统统进行改革。不管这东西原来多么正确,原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只要今天不适合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就要自觉地、主动地、大胆地去改。当然,肯不肯改,是主动的改,还是被动的改,甚至被动的改也不改,也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才遇到的问题。我们看近代,看康有为,看梁启超,他们写的改革文章漂亮极了,他们忽悠着皇帝好不容易要改革一百天,改革派扔到了菜市口,血流成河。清王朝被动地改也不改,必定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说它是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党的先进性问题。那么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哪儿,不是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是天天领导着大家去学习,领导着大家去搞运动,领导着大家天天就盯着那几个GDP,天天盯着央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就是及时捕捉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自觉地、主动地、大胆地去改革,让自己永远站在时代的先列。虽然这样一种先进性,实际上是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功能上解决了党的先进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把这句话怎样表述,我们叫“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然,代表先进文化,还是代表落后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三个代表”应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许多问题上,把我们党的建设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到了2001年9月26日,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那么当时作风的主要问题,当时我们概括叫“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事,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政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八个坚持,八个反对。那么到了十六大,我们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党章、新宪法。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次把执政能力建设专门提出来了。那么什么叫执政能力呢?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那么,主要任务当时讲了五大能力:一个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一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一个是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召开,锦涛同志完整地提出了党建的问题。当时有这么几个:第一是主线,叫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那么要求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那么重点是有五大重点:理想信念为重点的思想建设,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的组织建设,党群关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民主集中制为重点的制度建设,反腐倡廉为重点的反腐建设。那么最后的奋斗目标是这样几句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十七届四中全会应该讲,这次开的第一个战略考虑,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要求,要把十七大提出党建的问题落到实处。
那么第二个呢?应对国际形势的挑战和需要。这次大家注意到一个新词,我们原来叫大发展,大变革,这次加了个大调整。发展是一种常态,变革是什么呢?对不适应变革的东西进行改变。调整是什么?调整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变化,对既定的东西重新布局。所以大家看看,这段时间,我们确实遇到了许许多多很棘手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美国的特保案,接着欧盟又搞了一个无缝钢管钢铁案,美国这次又接着来了98.73%税的钢铁案。我看我们怎么去反击他,我见网上一片哗然。怎么样调整我们自己经济发展的布局,怎么样调整我们对外的战略策略。大调整,这是这次提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第三个,巩固和扩大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的成果。那么应该讲,学习科学发展观第一期已经结束了,第二期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9月份第三期全面开展,到明年二三月份要全部结束。在理论建设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在实际操作方面,我们有许许多多好的东西,怎么样把这些好的东西巩固下来,怎么样把这些好的东西作为制度建立长效机制,需要我们很好地去研究。
    第四个,加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所以这一次用了这样几句话,“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专门用了一个“繁重性”,这是这一次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一个新名词。“世所罕见”,这是新名词,原来没有这么讲,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身上的担子太重太重了。那么这一次对我们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这样来评价的,“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那么讲这些问题的存在,它的负面的东西是什么?那么问题讲了六大问题:第一,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讲的是什么呢?思想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在有的人是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领导干部到了监狱里,却然后讲自己的理想信念的缺失问题。第二,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制意识、纪律观念淡薄。这讲的是制度建设。第三,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性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那么这讲的是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第四,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这主要讲的是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第五,有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迷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这讲的是什么呢?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第六,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就讲的是反腐倡廉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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